1978年7月，高考。考场设在江城一中，三天时间。最后一门考完出来时，天上下着细雨。黑龙在人群中看见父亲，举着家里唯一的黑伞，站在校门外最显眼的位置。
“考得怎么样？”父亲问，声音很平静，但拿伞的手有点抖。
“还行。”黑龙说。其实他感觉不错，尤其是语文和政治，作文题目是《新时代青年的责任》，他写了整整三页。
等待成绩的日子漫长。黑龙去船厂做了临时工，和父亲一起。这是他有生以来最累的两个月，每天搬铁件、刷油漆，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水泡，最后变成厚茧。
但他也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父亲——理解了那些沉默背后的疲惫，理解了为什么父亲回家后总是一句话不说，只是坐在那里发呆。船厂正在经历改制，老工人们既期待又惶恐，不知道铁饭碗还能端多久。
8月的一天，邮递员在楼下喊：“江卫国的挂号信！”
全家人都冲下楼。是录取通知书，中国刑事警察学院，刑侦专业。父亲把那张纸看了又看，母亲哭了出来，邻居们围上来道喜。
那天夜里，父亲买了一只烧鸡一瓶酒，全家吃了顿好的。父亲喝多了，拍着黑龙的肩膀说：“儿子，当警察...要当个好警察。要对得起这身衣服。”
黑龙用力点头。窗外，江轮鸣笛，悠长而深沉。
沈阳的冬天比江城冷得多，风吹在脸上像刀子。黑龙来自南方，第一年差点没冻哭。但他没时间矫情——警校的纪律比传说中还严格。
每天早晨五点四十起床，六点出操，无论寒暑。被子要叠成豆腐块，牙刷毛巾朝一个方向，走队列时连摆臂的高度都有规定。黑龙的班长是个东北人，叫赵大刚，嗓门大脾气暴，但护犊子。有一次黑龙因为南方口音被高年级的取笑，赵大刚差点跟人打起来。
“咱们一班的人，只能我骂，别人不行！”赵大刚这么宣布。
专业课程比想象中难。现场勘查、痕迹检验、法医学、犯罪心理学...黑龙发现自己要学的太多了。他最喜欢的是案例分析课，老师会把真实案件的卷宗（隐去敏感信息）发下来，让他们模拟侦破。
第一次独立分析案例，黑龙就闹了笑话。那是一起看似简单的盗窃案，他按照教科书上的思路，从动机、手段、现场痕迹一路推下来，锁定了一个有前科的重点嫌疑人。报告交上去，老师的评语只有一行字：“过于理论化。现实中，这个嫌疑人案发时在监狱服刑。”
全班哄堂大笑。黑龙面红耳赤，但记住了这个教训——警察工作，细节和事实永远比理论重要。
大二那年，黑龙接触了射击课。第一次摸到真枪（教学用的老式五四式手枪），他的手心全是汗。不是紧张，是兴奋。那种冰冷的金属触感，沉甸甸的分量，还有扣动扳机时的后坐力，都让他着迷。
射击教官是个退伍的老兵，姓郑，脸上有一道弹片划过的疤。他发现黑龙在射击上有天赋——不是准头多好，而是那种与生俱来的稳定。心跳、呼吸、手的颤抖，都能在击发前一刻控制到最低。
“小子，以前玩过枪？”郑教官问。
“没有。在江边用弹弓打过鸟。”
郑教官笑了：“难怪。不过记住，枪是工具，不是玩具。警察用枪只有两种情况：要么不开枪，要开枪就是生死时刻。”
这句话黑龙记了一辈子。
警校三年，黑龙不是最突出的学生，但各科均衡，尤其是实践课表现扎实。毕业前实习，他被分回江城市公安局，跟着陈建国——当年赏识他的那位副队长，现在已经是刑警队队长了。
陈建国还记得他：“小子，长大了。”
实习第一周，黑龙就见识了真实的刑侦工作有多琐碎、多熬人。一起入室抢劫案，他和师傅老李（队里的老刑警）走访了两天，摸排了四十多户，做了六十多份询问笔录，最后线索指向一个已经搬走三个月的租客。
“这就叫大海捞针。”老李说，眼睛熬得通红，“但针就在海里，你得捞。”
第三天晚上，案子破了。不是靠高科技，是老李在排查二手市场时，认出了被害人被抢的手表——他对那个牌子的表盘纹路有印象。顺藤摸瓜，抓到了嫌疑人，是个吸毒的，抢钱是为了买“白面”。
审讯时黑龙在场。嫌疑人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瘦得像鬼，毒瘾犯了浑身发抖，鼻涕眼泪一起流。他哭着说自己原本是技校学生，第一次吸毒是被朋友骗的。
“陈队，怎么处理？”做完笔录，黑龙问。
“送强戒，然后移送起诉。”陈建国面无表情，“觉得他可怜？”
“有点。他可能真是被诱骗...”
“小江，你记住。”陈建国打断他，“吸毒的人可怜，但那些被他们抢劫、盗窃伤害的人呢？那个被抢的老太太，损失的不只是一块表，是她老伴的遗物，是她半辈子的念想。警察的同情心要用对地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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